【摘要】 中俄两国都把在其他国家实践中证明有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本国反腐败斗争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但两国基于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历史文化环境，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模式，主要表现为调整财产申报的规范性文件属性不同、申报内容不同、申报信息公开程度不同、申报信息核查方式不同、责任追究方式不同、对申报主体权利救济的关注度不同。

在宪法之下，由不同效力位阶形式的法律、法规等构成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系，并以此规则体系形成统一的秩序，即宪法秩序。前面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翰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何海波五人也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宪法》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换言之，当事人只有在提供法律救济的机关作出最终决定之后，认为其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文件违反了宪法，才可以提出合宪性审查诉求。如在2015年上半年发现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30日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存在明显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问题，经沟通督促，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宪法制裁主要有三种情况：(1)合宪性审查机关对于违反宪法的法律文件，通常的制裁形式是撤销、废除、改变、确认无效、不予批准和拒绝适用。

必须依据宪法制定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等，因此，我国绝大多数法律的第1条明确规定：依据宪法制定本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第二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至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法律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政纪或者行政纪律应当受到行政处分。

《监察法》基本上移植《行政监察法》关于复审和复核的规定，但对复审和复核的主体、期限和程序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监察对象对监察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复审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2]李晓丽：《纪法衔接的辨析与保障》，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6期。参见梅萍、张凡：《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理论依据与执行特征》，载《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3期。如果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可能不会一并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

[7]在政务处分之前，对党员必须进行党的纪律审查和纪律处分。第二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既要受党纪处分，同时还要受行政处分。

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与人民法院的法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工作纪律准则即存在较大差异。政务处分适用于所有职务违法的公职人员，由此产生了为什么要以政务处分代替行政处分，政务处分的性质以及与党纪处分的关系，政务处分与相关法律的衔接等问题，本文从我国纪检监察纪律处分体制的形成与特征出发，通过分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纪律处分的涵义与性质，以《监察法》的规定和监察体制改革的原则为依据，论述政务处分与我国公职人员纪律处分体制重构的关系。《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1988年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继承了该制度：被处分人员对主管机关作出的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同级行政监察机关申诉，并可以向上一级行政监察机关申请复核。

公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处分，主要由纪检监察派驻机关负责，或者由纪检监察派驻机关调查后提出处分意见，由事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的主管机关作出处分决定。该文认为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和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使用政纪概念。《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行为作出政务处分决定，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纪律和处分程序的适用范围，凡公职人员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均属于法律规范。(三)政务处分的主体、程序与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处分主体与程序的衔接 监察体制改革前，我国行政纪律处分主体为行政监察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的纪律处分决定机关为行政监察机关和行政机关两种。

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实施党纪监督，从此，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一直成为党纪监督专责机关。为实现政务处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纪律处分的有效衔接，应当修改《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将这些法律法规规定的纪律处分统一规定为政务处分，并且明确规定《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处分依据、条件、主体和程序可以适用于监察机关作出政务处分的决定，但必须按照《监察法》的原则和精神对之适当修改，以保障《监察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衔接。

纪检和监察合署机制的建构，使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之间贯通，形成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之间的合力。我国法律和法规较少使用政纪一词，只有1990年行政监察条例和1998年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两部行政法规使用过政纪的概念，自2005年《公务员法》颁布实施以来，在法律和法规层面较多使用行政纪律概念，凡违反行政纪律的公务员均应受到纪律处分，此种纪律处分即行政纪律处分，所以，行政纪律处分与行政处分的含义相同。

政务处分适用于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行为，这与其他法律规定的纪律处分条件基本相同。行政监察机关对违反行政纪律的公务员，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第四种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适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有关纪律处分的规定。1.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监察机关与公职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关系，其基础是公职人员与国家机关的内部的权力支配关系。从此，开始形成党的纪检机关与政府行政监察机关分别设置的双重纪律处分体制预先设计的模式和定位在整个法律建构的秩序中仅仅是一个小的部分，而个体差异则可以增强群体合作的力量，避免顶层设计模式带来的对整个秩序系统认知模式的偏差和盲点。

《海洋基本法》本身在实践上需要大量的涉海法律法规之间的删减整合，这个信息反馈的过程需要上推到顶层设计中加以配合。《海洋基本法》的定位，从顶层设计加以把握，是对整体法律的框架和大致轮廓的把握，是对法律的底色和基调的把握。

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意味着追求本国利益时给予他国以合理的关切，谋求以发展带动发展。鉴于其重要作用，《海洋基本法》的定位有必要进行研究。

尤其是美韩联合举行的海上军事演习，给部分本已紧张的海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和海上安全冲击。随着陆上资源能源的耗竭和空间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未来的安全隐患将主要来自海上。

在《海洋基本法》的定位中，共享与合作意愿的表达虽然十分必要，但共享与合作是建立在主权在我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海洋环境的污染防治与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都需要各国秉持共享与合作的意愿。海上丝绸之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海洋基本法》的定位上，有必要突出该法的未来指向性，即海洋问题上的共享与合作意愿。

有关其海洋战略演进的深入阐述可参见：陈拯.海洋战略演进的日本经验[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3(3)。这种反馈包括民间学界、智库团、基层海洋执法实践部门的反馈。

《海洋基本法》的出台，可以整合涉海法律问题，加强不同领域的涉海学术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和跨界合作，提高研究效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历经艰难，虽然在1982年获得通过，但是其遗留的待定问题仍然为海洋斗争留下了导火线。

军民融合战略作为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战略之一，旨在将国防工业体系深深融入经济体系，实现我国经济和国防产业的转型，以应对新时期复杂的安全威胁。《海洋基本法》作为实现我国海洋战略的法律载体，在定位上要充分考虑到这种战略联结和优势互补。

各国应以合作的意愿共同维护可再生的海洋资源，共同整治海洋污染。《海洋基本法》在定位上彰显维护海洋权益的法律主张，海洋权益中也包括应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单靠某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很难完成海洋矿产资源的安全有效开发。我国迫切需要出台《海洋基本法》，以应对外部的海洋态势，实现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

《联合国宪章》第74条中明确了善邻原则，这个原则在一些国际法公约以及联合国大会形成的善邻关系决议中得到确定，从而成为了国际法的一般性原则。英国于2009年颁布了《海洋与海岸带准入法》，该法被誉为英国的海洋基本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对的是我国南海这一海洋争端复杂的海域。(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 《海洋基本法》定位渠道中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相反，是通过涉海法律实践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反馈到上层的立法部门。

【注释】 作者简介：史书丞(1991-)，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公法与海洋法研究。首先，出台《海洋基本法》是解决我国涉海法律零散这一问题的需要。